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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疫情、警暴:持续危机要求美国解决普遍种族主义问题

© 2020 Brian Stauff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今年,全世界数百万人都备感震惊——当他们看到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一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员用膝盖压制无法呼吸而求救的画面。其中一名警员用膝盖顶住弗洛伊德的脖子超过8分钟,无情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段影片于5月底面世,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美成千上万人死亡,尤其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经济也遭受重大打击。从2020年春季到夏季,数以百万计公民走上街头,不仅要求追究警方责任,而且要对美国黑人历来遭受政策和其他种族主义社会结构的侵害进行彻底清算。

甘地曾说:“贫穷是最恶劣的暴力形式。” 美国黑人沦于贫穷者远超过其人口比例。 2019年,人权观察曾发表关于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Tulsa)市警务、种族和贫穷问题的个案研究,揭露在美国司空见惯的种族差距。我们的研究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种族隔离的城市,黑人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财产只有白人一半,教育不足,难以取得适足的健康食品,平均寿命也短了十年以上。同时,黑人在塔尔萨市遭受警察暴力、逮捕、拘留和搜查的机会也远较白人更高。塔尔萨的现况源自当地种族压迫的长久历史,包括1921年的种族屠杀事件——白人暴民洗劫并纵火焚毁富裕的格林伍德(Greenwood)黑人社区,杀死约300名黑人,并窃取其财产。

种种历史错误——从奴隶制度到吉姆・克劳(Jim Crow)将种族隔离合法化,再到最近50年监禁人数的急剧增加不成比例地以黑人和黑人社区为对象——导致美国黑人比起白人寿命较短、健康较差。他们较不容易取得权力和财富,时时必须提防警察,而警察的作为更强化既有的种族分歧。美国政府没有认真解决这些侵害:黑人社区总是受到忽略,而非投资于卫生保健、教育和经济发展以支持黑人与贫民社区实现其经济社会权利;地方、各州和联邦政府总是以更多的警察、检控和牢狱来回应社会问题。 2020年,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差距,以及弗洛伊德、泰勒(Breonna Taylor)、阿伯里(Ahmaud Arbery)及其他无数人被杀害的案件,令人无法忽视极端不平等的存在,从而促使部分地方政府考虑删减警务预算以改善社会服务。美国社会各界也认识到结构性的种族主义问题,大力宣扬“黑人性命宝贵”(Black lives matter)的信念。

这样的声明以及对结构种族主义的新认识,必须导向美国的实质变革,才不会流于象征性的口头忏悔。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应当超越温和改革措施——例如美国国会在2020年审议但未通过的《警察正义法案》(Justice in Policing Act)和《正义法案》(Justice Act),重新由社区健康的角度思考公共安全。拥有适足住房、就业机会、支持性卫生服务和优质教育的社区,是安全的最佳保障。在缺少这些基本条件的社区,加强治安执法将徒劳无功。应该大量缩减警务、检控和刑罚的经费,转而投资于社区,直接解决由贫穷衍生的各种问题。

为奴隶制、种族隔离和持续歧视作出赔偿的运动,从夏季抗争中累积了能量。若要成功解消种族对立、打造平等社会,必须先了解过去和现在的暴力法律结构与制度——例如奴隶制与大量监禁——正是今日不平等的存在基础,而且必须对伤害作出补偿。追究警察杀人的责任,只是当务之急的一小部分。美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严肃看待黑人在当前和历史上承受的苦难,并作出和解。这是正义的要求,若等不到正义,2020年夏天的动荡就没有结束之日。

美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可以选择走向正义与人权——有助为种族正义提供指引的框架——解除大规模监禁和压迫式警务,同时投注资源扶持黑人与低收入社区,展开疗愈和修补。或者,他们可以死守种族主义的社会结构,以表面改革为之擦脂抹粉,同时否认历史、拒绝改革,继续走在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