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人权观察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所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滥用反恐权力，以美籍穆斯林為目标，执行以宗教和族裔认同為基础的“刺针行动（sting operations）”。2001年9月11日之後在美国联邦法院提出检控的500多宗涉恐案件，许多都造成原本有助防范恐怖主义罪行的社群备感疏离。
这份214页的报告《正义的假象：美国反恐检控中的人权侵犯（Illusion of Justic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US Terrorism Prosecutions）》检视27件联邦反恐案件，由侦查初始直至判决，以及定罪后的监禁待遇。它纪录了特定反恐措施的具体人道成本，诸如过度侵犯性的刺针行动和监禁期间不必要的限制性待遇。
“政府告诉美国人说，它会预防并检控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以保障他们的安全，”报告撰写者之一、人权观察华盛顿副主任安卓雅・普拉索（Andrea Prasow）说。“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若非受到执法单位鼓励、施压甚至有时付钱让他们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这些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犯罪。”
研究团体发现，许多检控并未找错对象，被告确实参与规划或资助恐怖攻击。但是，其他许多人在政府开始侦办时显然并未涉及规划或资助恐怖行动。而且许多案件中存在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和虐待性的监禁待遇，最终导致量刑过重。
该报告基于逾215份访谈，受访者包括因涉恐犯罪而被检控或定罪者本人、家属、社群成员、辩护律师、法官、现任及卸任联邦检察官、政府官员、学者和其他专家。
在一些案件中，FBI可能通过向锁定对象提议恐怖行动或鼓励其著手实施，而将原本守法人士制造成恐怖分子。多项研究发现，自2001年9月11日至今经联邦法院定罪的反恐案件中，近五成是以线人为基础。其中又有近三成来自刺针行动，即由线人在相关阴谋活动中扮演主动角色。
以“紐堡四人案（Newburgh Four）”为例，这四人被控策划炸毁犹太教堂、攻击美军基地，一位法官说政府“提出犯罪构想、提供作案工具并移除所有相关阻碍”，以至在这过程中把一个“诙谐幽默肯定不输莎士比亚”的人变成了恐怖分子。
FBI常以特别弱势者为目标，包括智能或精神障碍人士和贫民。美国政府常透过线人主动出谋划策、劝说甚至有时施压目标对象参与，并提供资源以促其实行。
“美国政府应停止把美籍穆斯林视同潜伏的恐怖分子，”普拉索说。“美国法律对构成设局诱捕的要件规定很严格，使恐怖主义嫌犯几乎无法证明自己被构陷。再加上执法人员锁定特别弱势者为目标，例如精神或智能障碍者和赤贫人士，这就形成了侵犯人权的温床。”
瑞兹旺・佛道斯（Rezwan Ferdaus）即为一例，他承认企图炸毁联邦建筑物而被判刑17年。尽管一名FBI干员曾对佛道斯的父亲说他儿子“明显地”有精神健康问题，FBI仍旧锁定他为刺针行动的对象，送了一名线人到佛道斯出入的清真寺。这名FBI线人和佛道斯一起设计出攻击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大厦的计划，由FBI提供伪造武器并资助佛道斯的旅费。但随著计划逐步实施，佛道斯的身心健康逐渐恶化，他的抑郁症和癫痫症太过严重，以致他父亲必须辞职照顾他。
美国政府也过度使用物资援助（material support）罪名，处罚并未表明支持恐怖主义意图的行为。法院则容许检方采取可能违反公正审判权的做法，例如提示强迫取得的证据、列为机密而无法公平质证的证据、以及用被告未曾参与的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做证据──并以政府机密为由排除对监听令的质疑。
艾合买得・欧马・阿布・阿里（Ahmed Omar Abu Ali）是一位美国公民，他声称自己被无罪拘押在沙特阿拉伯──因2003年沙国首都利雅德西方人住宅区遭炸弹客攻击后的大逮捕──期间遭到鞭打和威胁截肢，迫使他向沙国侦讯人员交出自白书，尽管他事后宣称该自白书的内容不实。后来，当阿里在维吉尼亚州受审时，法院驳回他的酷刑指控，并且接受自白书为证据。他被认定串谋、为恐怖分子提供物资援助和串谋刺杀总统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现于科罗拉多州佛罗伦斯（Florence）联邦超高維安监狱服刑，遭到單獨監禁。
美国在反恐案件中使用严苛甚至虐待性的拘禁待遇，相对于所涉及的安全风险而言显然常常是过度的。其做法包括长期单独监禁，受审前严格的通讯限制，可能妨碍被告协助为已辩护的能力而迫使他们决定认罪。法官判处过重的长期徒刑，有些囚犯在定罪后遭受残酷待遇，包括长期单独监禁、严格限制与家属或他人联络，有时不给任何理由或申诉机会。
被控为恐怖主义提供物质援助而被捕并拒绝认罪协商九个月后，乌泽尔・帕拉查（Uzair Paracha）被转移到一种严苛的单独监禁制度──特别行政措施（Speci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简称SAMs），即以国家安全理由限制囚犯与他人联系。帕拉查因此只能和监狱警卫谈话。
“你可能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无法做有意义的谈话，只能简单说些‘请帮我关灯’、‘我可以打一通法律求助电话／拿一卷厠纸／得到一支刮胡刀吗，’等等，或为了他们帮我关灯而道声谢，”他写信告诉本报告研究员。在他被定罪后，特别行政措施有所修改，使他可以和其他受刑人交谈。“我曾遭受特别行政措施之中最严苛的待遇，而当时我在美国法律前还是无罪之身，”他写道。
这些虐待行为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造成了反效果。美国政府用来搜捕恐怖主义嫌犯的这些技巧，有时在对象尚未表现出任何暴力企图前就用上，已使其与美国穆斯林社群领袖及组织打好关系以助获取预防恐怖攻击的重要信息的努力大打折扣。
在某些社群中，这些做法使人不愿与执法人员互动。有些穆斯林社群成员说，因为担心政府监听和线人渗透，他们不得不留意自身言论、谈话对象以及参加宗教仪式的频率。
“这远远不是在保护美国人，包括美国穆斯林，也不是在防范恐怖主义威胁，本报告纪录的这些政策，已使执法单位偏离其追踪真实威胁的目标，”普拉索说。“保护人民权利和追诉恐怖分子可以并行不悖，而且这样才更有机会捉捕到真正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