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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每周例行接见活动尾声与一群中国信友会面,梵蒂冈,2018年4月18日。 © 2018 AP Photo/Gregorio Borgia

2020年2月,梵蒂冈圣座与中国举行了数十年来最高层级的官员会谈,议题包2018年9月允许梵蒂冈在中国当局预先认可的人选中任命主教的临时性协议。

这份详细内容尚未公开的协议,为数十年来中国主教任命权谁属的僵局划下了句点。中国估计近1200万的天主教信徒,向来区分为効忠教宗的地下教会和政府主办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根据协议,今后北京可以提名主教,教宗则对主教任命拥有否决权。

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表示,部分中国地下教会领袖为了拒绝加入爱国教会忍受数十年迫害,如今深感遭到背叛。陈日君因此指责梵蒂冈“出卖中国天主教会”。

中国政府限制宗教信仰,只有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可以在官方批准的场所活动。当局持续控制宗教组织的人事任命、出版、财务和神职教育。政府并将许多不受控制的宗教团体列为“邪教”,其成员常遭警方骚扰、酷刑、任意拘押和监禁。

当局近年大肆拆毁上千座教堂建筑或移除其十字架,阻止家庭教会信徒聚会,没收圣经和其他宗敎材料,并禁止网购圣经。政府并对新疆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宗教活动和藏区佛教信仰实施空前的严厉控制

为改善梵蒂冈与北京的关系,教宗方济各自当选以后多次赠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运送40件艺术珍品到北京进行文化交流,并且赞扬中国遏制新冠疫情的“伟大承担”。尽管他曾呼吁各国领袖“以人权为一切政策的核心”,并且迥异于他对西方各国边界管制政策的直言批评,教宗一直没有出声抗议中国政府的严重人权侵犯,包括迫害全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团体,以及对新疆的残酷镇压。许多香港天主教徒请求他对当地抗争发声,但方济各都避而不谈。

教宗方济各的沉默,在北京加强镇压中国宗教自由的当口,特别令人忧虑。

2018年,中国当局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新法以“遏制极端、抵御渗透”为宗旨,禁止擅自开展宗教教育培训以及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或会议。在2019年3月演讲中,负责监督官方许可基督教会的官员徐晓鸿呼吁清除西方影响,推动基督教“中国化”:“[我们] 必须认识到,我国教会姓‘中’不姓‘西’。”9月,河南省一官方许可教会奉命将十诫换成习近平语录。

2月,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制订的《宗教团体管理办法》生效实施。该法进一步收紧对宗教控制,规定“宗教团体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况且在2018年中梵协议签订后,天主教神职人员并未得到中国当局特别宽待,部分坚持効忠教宗者仍然遭到骚扰和强迫失踪。2018年11月,浙江省温州教区主教邵祝敏遭当局强迫失踪至少一星期。2019年11月,福建省前主教郭希锦因拒绝带领教会加入官方天主教爱国会而被警方拘留。12月,郭希锦从官方监视下逃出藏匿。在协议签订前,梵蒂冈曾要求郭希锦让位给中国政府指派的主教

在郭希锦所在的闽东教区,当局关闭多家教堂,在教堂外安装监视摄像头,并且驱逐所有拒绝签字加入爱国会的神父。

显然,对中国数百万天主教徒而言,情况几乎毫无改善。2018年协议签订后,福建省地下教会维权人士游精佑就曾经表示忧虑:“未来,中国天主教徒恐怕会以为歌颂共产党也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

如果教宗方济各并不乐见这种情况,他就应该大声疾呼反对中国的宗教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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