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政府扩大参与各种国际机构，对全球人权体系有好处吗？深入检视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互动、对无人权发展（rights-free development）的追求和对世界各地言论自由的威胁，答案是否定的。在联合国，中国当局试图改写各种规范、操弄既有程序，不仅为了让中国政府行为受到的审查极小化，而且想推及所有国家。关于发展应尊重人权的新规范，本来应该可以给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国内各大发展银行的做法带来启发，但事实上并没有。中国当局现在反而把国内的审查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从学术界到华侨社群再到跨国企业。

本文将详述中国当局用何种方法介入形塑全球规范与实践，并指出各国政府和各大机构如何能够一步步扭转这种趋势，包括组成多边性、长期性的联盟，共同抗衡中国政府的影响。学术机构不但应该研拟更好的政策以揭露与中国政府行为者的来往，而且应该立即加强重视中国学生与学者的学术自由。企业负有人权责任，应当拒绝审查制度。

同样重要的是，不能为了抵制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威胁而惩罚中国各地民众或世界各地华裔人士，并且应将促进中国境内人权做为首要目标。本文主张，许多行为者未能采取包括前述在内的某些措施，以至纵容中国当局进一步破坏现行的普世人权体系——而且日益感到可以脱卸责任。

导论

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活跃于联合国和各种领域的多边机构，包括全球人权体系。中国批准了多份联合国人权公约（注1），获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并且支持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任职。中国还发动了多项可能影响人权的倡议：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名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学术领域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行为者。

如此以国际体系的超强行为者之姿，在从经济到资讯的广泛议题上展现前所未有的行动力，中国的领导层若能衷心承诺维护人权（虽然不可能），必能带来巨大改变。可惜事实正好相反。（注2）尤其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中国政府不但企图让联合国人权机制对中国的审查失去效力，还想让这个机制失去对任何国家的重大人权侵犯追究责任的能力。（注3）北京日益在世界各地追求不顾人权的发展，并想利用民主国家各种机构的开放性来强推它的世界观、压制批评者。

至关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享有政治参与权、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和其他完善制度的人们——必须回想国际人权体系为何存在。很简单，正因为政府常常无法保障甚至违反人权，在缺乏救济和问责制度的国家更是如此。人们需要向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机构求助。

北京早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在自己国内拒绝人民问责：它现在还想让其他国家也具备这种能力，甚至在那些旨在当国内正义难伸时提供某程度国际正义的国际机构中也是如此。（注4）在学术界和新闻界，中国共产党不仅企图剥夺在中国境内从事研究或报导的能力，还日益寻求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出版社里做同样的事情，对胆敢钻研或撰写敏感议题的作者加以惩罚。中国在其境内长期实施的无人权发展，现在也作为外交工具被运用到世界各地。

北京在新冠肺炎危机中抵制全球公共卫生需求和制度（注5），以及对香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注6），不应被视为异常。这些都是显而易见令人担忧的例子，说明一个不仅蔑视国际人权义务，而且日益试图以可能妨害世界多数地方人权行使的方式改写有关规则的中国政府，将对全人类造成何种影响。中国当局害怕这些权利在海外行使可能直接威胁到中共的执政权，无论是因为批评该党本身，或是根据既有的人权承诺要求北京负起责任所致。

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体系

今年6月，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以23票对16票，8票弃权，通过中国提出的“互利合作”决议案。（注7）这次投票背后经过两年的运作，足以看出北京的目标与战术，即通过既有程序与论述逐步削弱有关规范，最终对人权侵犯的问责造成严重后果。这项工程于2018年首次浮出水面，当时中国政府提出后来被称作“双赢”的决议案（注8），企图以承诺“对话”取代对个别国家问责的概念，同时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中排除独立公民社会的角色。该决议案提出时，有些成员国曾对它的内容表示忧虑。北京做了微幅修正，加上当时各国以为该决议并无实质作用，使得该案以28票对1票通过。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中国在今年6月提出的决议企图将国际人权法重新定位为国对国关系事务，忽视各国负有保障个人权利的责任，将基本人权视为谈判与妥协的客体，而且毫不期待公民社会扮演有意义的角色。中国在2018年3月提出的决议则企图利用人权理事会的咨询委员会，期待它做出支持该决议的研究。多国使团均曾对此表达关切，但姑且以善意理解该决议，并弃权以等候咨询委员会做成结论。

但中国的意图很快就昭然若揭：它在提交咨询委员会的文件（注9）中称许自己提出的决议兆示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注10）其文件宣称，人权被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毒害了全球人权治理的气氛。”

这绝非巧合：中国一贯反对人权理事会向侵犯人权——即使情节十分严重——的国家究责，而且在前述文件中使用值得警惕的“所谓普世人权”的说法。令人振奋的是，2020年6月有16个国家对这项有害的决议案投下反对票，相对于2018年只有一票反对，可见全球对于中国以强硬手段推动 “合作”的疑虑已在增加。

该决议案仍然表决通过，反映出中国对联合国人权体系构成的威胁。 2017年，人权观察记录到中国操弄联合国审议程序，骚扰、恐吓不只是中国人权维护者，也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员工，它还成功阻挡独立公民社会团体的参与，包括一些并未从事中国工作的组织。（注11）

2018年，中国接受该国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即审查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人权纪录的程序。尽管——或者因为——中国当局从前一次审查就开启对人权的激烈攻势，中国外交官并不仅仅采用过往的某些做法，包括在审议时提供显然错误的资讯，在发言名单中大量灌入友好国家和官方组织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要求其他国家为中国说好话。

这一次，中国还施压联合国官员，将联合国国别工作组提交的一份资料从普遍定期审议的资料包中剔除（讽刺的是，该报告对中国人权的长期纪录抱持合理肯定）（注12），施压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为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方式说好话，并且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参加一场有关新疆问题的小组活动。

中国至今抵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部分成员国的呼吁，拒绝对新疆重大人权侵犯问题的独立调查。据估计，在中国新疆地区有近一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系穆斯林仍然被任意拘押。（注13）通常，这样大规模的侵权行为早已引发实质的问责程序，但中国的势力之大导致新疆危机发生三年来几乎未见任何进展。

2019年7月，24个国家联名致函人权理事会主席——虽然这些国家不愿在人权理事会开会时做口头呼吁——要求启动调查。（注14）中国则以37国连署的信函回应，其中绝大多数是人权纪录不佳的发展中国家。 11月，同一批国家又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做出类似声明（注15）；中国再次以一份有54国联名的信函回击。（注16）

北京同时寻求确保更广泛人权议题的讨论仅限在日内瓦人权机构而非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中国主张只有人权理事会有权审议人权问题——这是企图限制讨论即便最严重暴行的方便法门。 2018年3月，中国反对时任人权高专的扎伊德（Zeid Ra'ad al Hussein）向安理会就叙利亚情势作简报（注17），2020年2月又在安理会挡下一项关于缅甸罗兴亚人苦难的决议案。（注18）

联合国人权专家，一般称为“特别报告员”，是就人权议题向联合国成员国进行审查和问责的关键。他们的常用工具之一是到各国访察，但中国一直不愿安排许多议题的特别报告员前往该国访问，包括任意拘押、处决或言论自由等等。（注19）

中国只针对其自认表现良好的议题允许专家前往访问：2012年的粮食权，2014年的妇女歧视工作组，以及2016年的外债问题独立专家。（注20）2016年，中国允许菲利浦・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访问，他当时是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但他提前结束访问，因为当局尾随他并且威胁与他谈话的人。（注21）自此以后，中国只有在2019年尾曾让年长者权利独立专家到访。

中国还持续阻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中国驻点。目前有24个联合国机构常驻中国，但这些单位几乎从不在当地履行其促进人权的职责。

6月下旬，50位联合国现任和卸任的特别程序——联合国人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群独立专家——就中国人权纪录发表了一份火辣声明，同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注22）这群专家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集体镇压”宗教与少数民族，在香港镇压抗议并纵容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对记者、医护人员和其他异议人士的审查与报复，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打压人权维护者。专家们呼吁召开有关中国的特别会议，设立专责中国的专家职位，并且要求联合国各机构和各国政府施压中国遵行其人权义务。联合国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是否及如何回应，仍待观察。

尽管国内人权纪录恶劣，并且对联合国人权体系构成重大威胁，中国仍可望于10月再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如果各国不能为抵制这两个问题团结一致，全中国人民和依赖这个体系寻求救济与问责的人士都将面临重大危险。

中国推动无视人权的发展

近数十年来，维权人士、发展专家和经济学者在创设法律和规范义务、确保人权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尊重与问责方面均有所进展。当中国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主要多边机构，包括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资币基金，都已通过有关社区咨商、透明度及其他人权议题的标准和保护政策。 2011年，联合国通过《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综合起来，这些新兴全球规范应该足以为北京提供模板，以明确尊重人权的方式推动发展，但中国各大开发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都视若无睹。（注23）

北京耗资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与投资计划，帮助中国在70个国家取得市场份额与天然资源。由于常常不存在其他投资者，“一带一路”为中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塑造了良好形象，尽管北京其实将许多成本转稼到它表面上给予援助的国家。

即使接受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或监控技术输出的国家不分民主或独裁，但中国的运营方式显然有助于在“受益国”强化威权主义。（注24）以“无条件”贷款闻名的“一带一路”项目，大多忽视人权与环境标准。（注25）潜在受害者几乎无法参与任何意见，完全不考虑任何民众咨商机制。几内亚的苏阿皮蒂（Souapiti）水坝和柬埔寨的塞桑河下游2号（Lower Sesan II）水坝涉及多项侵犯人权事件，而这两个项目主要都是由中国国银与国企融资、承建。（注26）

为了建造水坝，成千上万村民被强迫迁出祖传的家园与耕地，失去粮食与生计。许多接受安置的家户没有得到适当赔偿，对新分配的土地也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居民不断向地方和中央政府写信反映情况，但基本上毫无改善。有些工程项目是黑箱协商的结果，有如贪腐温床。它们常常图利并巩固统治菁英的权力，所造成的巨额债务却由全国人民承担。

有些“一带一路”项目早已恶名昭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口，因无力偿债而被中国取得99年所有权；肯尼亚的蒙巴萨到内罗毕铁路，该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强迫货运业者使用，放弃其他低价选择，以便偿还贷款。有些政府——包括孟加拉、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已经开始从“一带一路”项目撤退，因为它们看来缺乏经济效益。（注27）但大多数陷入困境的债务国仍然渴望维系来自北京的关爱。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陆续作出减免债务的声明，但实际上将如何执行尚未明朗。（注28）

“一带一路”贷款也为北京提供另一种财政影响力，在主要的国际论坛上确保中国的反人权议程获得支持，因为受援国有时会在这些重要论坛上投票附和中国。其结果是，面对中国对国内的镇压最多是保持沉默，最糟则是为其叫好，以及在中国破坏国际人权机构时出手协助。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即为一例：他的政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援方，在访问北京时，他对新疆穆斯林同胞未置一词，且该国外交官还对 “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的努力”表示最高度的赞扬。（注29）

同样的，喀麦隆在北京勾消其数百万美元债务后不久发表奉承中国的声明：谈到新疆，它赞扬北京 “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行使合法权利”，包括 “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注30）中国国有开发银行，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逐渐向全球拓展，却缺少关键的人权保障机制。中国倡设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也好不了多少。该行政策要求其融资项目重视透明与责信，并纳入社会和环境标准，但没有要求银行查明和解决人权风险。（注31）该行74个成员国当中不乏崇尚人权的国家：多数欧洲联盟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荷兰与瑞典，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中国政府威胁全世界言论自由

北京对国内的审查已被充分纪录，其通过官方媒体进行世界范围的政治宣传也已人尽皆知。但中国当局似乎不再满足于这些做法，野心愈来愈大。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当局日益寻求限制或禁止其认为对中国有所批判的讨论，同时企图确保其观点与分析被世界各地不同人群接受，甚至不惜利用全球平台进行审查。

中国当局长期监视并监控全世界校园中的中国学生与学者，以及学习中文人士。各国大学若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讲者——例如达赖喇嘛——便会遭到中国外交官抗议。近十年来，由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减少，各大学财政日益依赖大量中国留学生缴纳的学费，以及中国政府与企业的捐助。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因此向各国大学长驱直入。

结果如何？根据2019年一系列严谨的研究报告纪录，有些大学行政人员和学者为了不想刺激中国当局而实施审查或自我审查。（注32）许多中国留学生表示，他们在课堂上的发言竟导致国内家人受到威胁。

有些来自中国的学者详细说明了他们在国外遭到中国官员直接威胁，要求他们在课堂或其他演讲场合避免批评中国政府。

也有人说，中国留学生很少在课堂上发言，因为害怕其他中国学生会监视他们，并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名在美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顾虑说：“它就不是个自由的空间。” 昆士兰大学学生德鲁・帕夫洛（Drew Pavlou）因为批评校方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而面临退学，理由是他的行为违反该校校规。（注33）

美国联邦当局已向部分大学施压，要求它们揭露校方或校内学者与中国政府代理人的一切关系，其目的是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骚扰以及技术盗窃。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大学和学者都被揭发与涉嫌侵犯人权的中国科技业者或政府代理人有所关联，颜面尽失。 2020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在通过更严格的学术合作指导原则之后，宣布解除与中国语音识别业者科大讯飞——该公司参与侵犯人权行为被人权观察纪录在案——的合作关系。（注34）

还有些学校则卷入了批评中国政府的学生和捍卫中国政府的学生之间的冲突。柏克莱加州大学2019年3月举办的一场新疆人权危机讨论会，遭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叫嚣抵制；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罗冠聪去年9月抵达耶鲁大学就读研究所时也遭到不明人士恐吓。（注35）

但几乎没有一所大学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学生和学者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学术自由。（注36）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意味有关中国的某些学术讨论与研究受到恣意限制。

中国当局对海外华人的监控和骚扰不是新的问题，但很显然持有外国护照并不能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现在连离开中国都更加困难：北京近年来致力于防范特定人群出国，其手段包括拒发或没收护照，紧缩边界管制以防西藏和突厥裔穆斯林逃亡，以及施压各国政府——从柬埔寨到土耳其——违反其国际法义务强制遣返庇护寻求者。（注37）

从2017年初开始，部分曾有出国纪录的维吾尔人，乃至仅仅与海外亲友保持联系者，都发现他们这些行为已被中国当局视同犯罪。（注38）

于是，连那些成功离开中国并已在尊重人权国家取得公民权的人士，都举报说他们无法与中国境内的家属联络，并且遭到中国政府官员的监视和骚扰，因此不敢批评中国政策或当局，以免受到报复。有些人因此不敢参加公开集会，例如有关中国政治的演讲活动或国会听证，担心被拍照或以其他形式留下在场纪录。还有些人说他们接到中国国内当局的电话，或发来WhatsApp、简讯，警告他们若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就会对他们还在中国国内的家属不利。

一名已获欧洲公民权的维吾尔人说：“我住在哪里、拿什么护照都不重要。[中国当局]可以在任何地方恐吓我，我无法反抗。” 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中国汉人移民也表示对中国政府满怀恐惧，尽管不满中国的人权侵犯，却担心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会影响自己的饭碗、商机和回国机会，或者危及留在中国的亲属。（注39）

各国政府找不到很好的办法来抵制这种骚扰，因为它们大多源自中国境内。 2018年，联邦调查局（FBI）开始加强关注在美国境内成为中国政府骚扰对象的维吾尔人士，2020年6月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法》则将这项工作扩及来自中国的不同族裔社群。（注40）

中国当局还试图通过审查各种全球平台的通讯，对中国境外的言论自由加以限制。 6月，加州科技公司Zoom承认它——基于中国当局的要求——将数名主办六四线上讨论会的美籍中国民运人士的帐号停权。（注41）事后，该公司虽将美国相关用户的帐号恢复，但表示无法拒绝中国当局对其遵守“当地法律”的要求。

还有其他全球平台也协助进行审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在全世界拥有10亿用户、其中1亿在中国境外——的母公司是中国科技业者腾讯。中国政府和腾讯公司经常性审查该平台内容，操纵其使用者能收到的信息。帖文中若含有“刘晓波”、“六四屠杀”之类的字眼就无法上传，批评中国政府的会被秒删——即使相关信息是由海外用户发出。微信因为各种便利功能而大受欢迎，但它也是一种高效工具，使中国当局能够控制其全球用户所见内容。

它还影响到中国以外政治人物对其选民能说些什么。世界各地政治人物日益习惯使用微信与选区内的华语使用者沟通联系。 2017年9月，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针对香港雨伞运动发出一则声明，赞扬年轻示威者“为他们的信念挺身而出，争取改善社会”；这份声明后来贴上她的微信帐号— —却遭到删除。（注43）

我们不确定民主国家从政人士是否或如何追踪北京审查其言论的行为。但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确保民意代表与选民沟通的能力不受北京制约。

最后，北京还利用国内市场准入作为筹码，对外国公司——从万豪酒店到奔驰汽车——进行审查。（注44）当休斯顿火箭队经理在推特发文声援香港民主抗争，中国国营中央电视台和腾讯公司——后者跟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签有5年15亿美元的转播合约——立刻宣布中止转播该队赛事。（注45）在北京压力下，各大外国公司均对本身或员工的言论进行审查。还有些公司将其认为表达批评北京观点的员工开除。各公司在中国营业时遵守其审查规定已经够糟，更糟的是它们还将这种审查施加于世界各地的员工和顾客。我们不能继续假装中国对独立意见的压制不会越过国界。

若中国不改变政策会怎么样

——以及该怎么办

若不制止中国对国际人权体系、对尊重人权的发展之法律与实践、以及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不减，联合国安理会将更不可能对重大人权危机采取行动；带有独立行动者空间的普世人权体系将从根本上受到削弱；而且中国当局（及其盟友）的罪责将进一步得到豁免。

严重侵犯人权的各国政府将会了解到，它们可以依赖北京给予无条件的投资与贷款。世界各地的人们将必须更加留意自己是否批评到中国当局，即使他们身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公民，或身处于学术界等等应当鼓励异见的环境。

中国政府在2020年上半年的行为——拒绝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独立调查，公然违反国际法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立法，甚至干涉在美国举办的天安门纪念活动——似乎激发了抵制力量。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国会议员共同呼吁联合国任命香港问题特使；许多国家针对北京掩盖新冠疫情施压；而各大企业屈服于中国审查压力的事件也持续得到媒体关注。

但这些远不足以造成必要的平衡，以遏制北京的议程，尽管其威胁性已十分明确。为了保护联合国人权体系不被中国政府侵蚀，尊重人权的各国政府应当结成长期联盟，以确保各国持续关注这种威胁，同时准备好利用每一次机会加以回应。这意味着要提名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候选人，并且抵制妨害认证制度的行为。

这也意味着要有组织地拉票反对所有企图削弱规范的决议案，并且动员友邦出马参选人权理事会或其他由各区域集团推选的席位。中国的优势在于资金雄厚，而且不因政府定期换届而影响长期计划的能力；民主阵营将在这两方面陷入苦战。但此处的赌注已无法更高——非仅攸关中国14亿人，更关乎全世界人民。

各国政府，尤其已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应当利用其共同影响力推动该机构采纳公认的人权与环境原则与实践，确保不侵犯人权的发展。已加入“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各国政府也应当谨慎考虑后果，务必做到中国不会做的事：提供适足的公共咨询，充分透明揭露对本国财政的可能影响，以及让受影响居民享有拒绝接受相关开发项目的能力。

各国政府应紧急评估北京对本国言论自由的威胁。各国应追踪其公民受到的威胁，并通过针对性制裁以最大限度促进问责。学术机构不应仅止于更充分揭露其与中国政府行为者之间的交往政策，而必须尽速确保校园中人人享有平等的言论自由——若有任何落差都是严重违悖职守。

企业也可以发挥抵制审查制度的作用。业者应当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按照北京的游戏规则获胜，尤其它们根据《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负有尊重人权的责任。各公司应当制定并推动与中国来往的行为准则，禁止参与或协助侵犯言论自由、信息、隐私、结社或其他国际公认的人权。强有力的共同标准将使北京更难排斥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倡导者。消费者和股东也将更易于坚持立场，反对公司为开展中国业务而屈服于审查制度，以及绝不助长侵权行为或从中获利。

最后，关键在于所有抵制中国政府对人权威胁的措施绝不能反而打击到中国各地人民或世界各地华人后裔。新冠肺炎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一波反亚裔的种族主义骚扰与攻击，更有惊人数目的国家、政治人物和政策掉进北京陷阱，将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混为一谈。（注46）这三者不是一回事，中国人民的人权应该作为未来相关政策的核心。

参考

“UN Treaty Body Database: China,”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s:// 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reaty.aspx?CountryID=36&Lang=EN.
Kenneth Roth, “China’s global threat to human rights,” (Washington, DC: Human Rights Watch, 2020),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20/country-chapters/global.
“The Costs of International Advocacy: China’s Interference in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September 5, 2017), https://www.hrw.org/report/2017/09/05/costs- international-advocacy/chinas-interference-united-nations-human-rights; Ted Piccone, “China’s long game on human rights at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 2018), https:// 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long-game-on-human-rights-at-the-united-nations/.
Ted Piccone, “China’s long game on human rights at the United Nations.”
Sarah Zheng, “Why is China resisting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how the pandemic start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6,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84602/why-china- resisting-independent-inquiry-how-pandemic-started.
“Hong Kong: Beijing threatens draconian security law,” Human Rights Watch, May 2, 2020, https://www.hrw. org/news/2020/05/22/hong-kong-beijing-threatens-draconian-security-law.
“States should oppose China’s disingenuous resolution o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Human Rights Watch, June 16, 2020, https://www.hrw.org/news/2020/06/16/states-should-oppose-chinas-disingenuous- resolution-mutually-beneficial-cooperation.
John Fisher, “China’s ‘win-win’ resolution is anything but,” Human Rights Watch, March 5, 2018, https://www. hrw.org/news/2018/03/05/chinas-win-win-resolution-anything.
“The role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apacity-building in foster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https://www.ohchr.org/EN/ HRBodies/HRC/AdvisoryCommittee/Pages/TheRoleTechnicalAssistance.aspx.
Andrea Worden, “China’s win-win at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Just not for human rights,” Sinopsis, May 28, 2020, https://sinopsis.cz/en/worden-win-win/.
“UN: China blocks activists, harasses experts,” Human Rights Watch, September 5, 2017, https://www.hrw. org/news/2017/09/05/un-china-blocks-activists-harasses-experts.
“UN: China responds to rights review with threats,” Human Rights Watch, April 1, 2019, https://www.hrw. org/news/2019/04/01/un-china-responds-rights-review-threats.
“UN: Rights body needs to step up on Xinjiang abuses,” Human Rights Watch, March 12, 2020, https:// www.hrw.org/news/2020/03/12/un-rights-body-needs-step-xinjiang-abuses.
“UN: Unprecedented joint call for China to end Xinjiang abuses,” Human Rights Watch, July 10, 2019, https://www.hrw.org/news/2019/07/10/un-unprecedented-joint-call-china-end-xinjiang-abuses.
Sophie Richardson, “Unprecedented UN critique of China’s Xinjiang policies,” Human Rights Watch, November 14, 2019, https://www.hrw.org/news/2019/11/14/unprecedented-un-critique-chinas-xinjiang- policies.

Louis Charbonneau, “China’s great misinformation wall crumbles on Xinjiang,” Human Rights Watch, November 20, 2019, https://www.hrw.org/news/2019/11/20/chinas-great-misinformation-wall-crumbles- xinjiang.
“Procedural vote blocks holding of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Syria, briefing by High Commissioner,” United Nations, March 19, 2018, https://www.un.org/press/en/2018/sc13255.doc.htm.
UN fails to take action on order against Myanmar on Rohingya,” Al Jazeera, February 4, 2020, https://www. aljazeera.com/news/2020/02/fails-action-order-myanmar-rohingyas-200205020402316.html.
“View country visits of special procedure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since 1998: China,”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CountryVisits. aspx?visitType=all&country=CHN&Lang=en; “Thematic Mandates,”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Type=TM&lang=en.
“Human rights by country: China,”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s:// www.ohchr.org/EN/countries/AsiaRegion/Pages/CNIndex.aspx.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on his mission to China,”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 HRC/35/26/Add.2; Philip Alston, “End-of-mission statement on China,”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August 23, 2016,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 aspx?NewsID=20402&LangID=E.
“UN experts call for decisive measures to protect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China,”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June 26, 2020,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 DisplayNews.aspx?NewsID=26006&LangID=E.
“China: ‘Belt and Road’ projects should respect rights,” Human Rights Watch, April 21, 2019, https://www. hrw.org/news/2019/04/21/china-belt-and-road-projects-should-respect-rights.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Dealing with demand for China’s global surveillance export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dealing-with-demand-for-chinas- global-surveillance-exports/.
Sophie Richardson and Hugh Williamson, “China: One belt, one road, lots of obligations,” Human Rights Watch, May 12, 2017, https://www.hrw.org/news/2017/05/12/china-one-belt-one-road-lots-obligations.
“’We’re Leaving Everything Behind’: The Impact of Guinea’s Souapiti Dam on Displaced Communitie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April 2020), https://www.hrw.org/report/2020/04/16/were-leaving-everything- behind/impact-guineas-souapiti-dam-displaced-communities.
Neelam Deo and Amit Bhandari, “The intensifying backlash against BRI,” Gateway House, May 31, 2018, https://www.gatewayhouse.in/bri-debt-backlash/.
Yun Sun, “China’s debt relief for Africa: Emerging deliberation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9,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20/06/09/chinas-debt-relief-for-africa-emerging- deliberations/.
Maya Wang, “Pakistan Cares About the Rights of All Muslims—Except Those Oppressed by its Ally, China,” Newsweek, April 17, 2019, https://www.newsweek.com/china-muslims-pakistan-imran-khan-1399044.
Nick Cumming-Bruce, “China Rebuked by 22 Nations Over Xinjiang Repressio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0,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0/world/asia/china-xinjiang-righ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