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陌生男子来到姜玉真（本文人物皆用化名）工作的地方找她，因为前男友盗用她的社交媒体帐号贴出性感照片，说她想找男人上床。
李睿琳的上司送给她一个时钟。不久，她根据型号查出那是一台偷窥摄影机，几星期以来持续把她卧房的影像传送到他的手机。
吴秀珍读书的时候缺钱花用，于是去作裸体模特儿。根据合约，所有的照片都不会外流。但最后她的照片还是被上网出售。
这三位女性都受害于日益猖獗的网路性暴力，而各国政府和企业未能有效加以遏止。玉真、睿琳和秀珍都是韩国人，据人权观察纪录，该国迅速发展的高科技加上根深柢固的性别不平等，是造成网路性暴力盛行的主要原因。
但网路和科技——跟厌女症一样——没有国界，网路性暴力也是一个全球问题。巴基斯坦和英国的自杀防治专线今年来电数都急剧增加。许多国家的政治人物成为性爱影像外泄的对象，包括法国、乔治亚、印度和美国。联合国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曾于2018年撰文指出，维护女权的需求“现已蔓延到社交媒体的数位空间。⋯⋯暴力也发展出新的形态，例如为了羞辱、污名化或伤害被害人，将经其同意或未经同意取得的⋯⋯亲密图片，擅自散播于众。”
当然，性暴力及其不受政府重视，皆非今日始。随着科技和网路普及于我们生活的所有面向——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早就应当预见它将成为性暴力加害者的新乐园，而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
但毫无意外地，各国政府反应迟钝。韩国政府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德国、日本、巴基斯坦、南非和英国，分别采取了不同措施遏止网路性暴力。但大多数国家仍毫不设防，令受害者备感求助无门。
政府和执法官员——多为男性——似乎根本不了解网路性暴力的严重性，把它当作“仅仅”发生在网路世界的芝麻小事。这种想法不但没搞清楚网路性暴力往往与其他形式的暴力连带发生，而且强化了早已不适用的线上／线下二分法——在今日世界，手机可以追踪我们的行动，日常交易和通讯也越来越离不开网路。
韩国网路性暴力的加害人通常不会被抓进监狱。有位被害人告诉我们，当警察拒绝纪录她的报案，她非常失望地质问一名警员：“难道一定要等到我的身体因此受伤或财物受损了，你们才会行动？” 警员回答她：“没错。”
网路性暴力可以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有时还能致人于死。影像一旦被放上网路，任何看到的人都可以把它抓取下来，这些人以后还可以再转发出去——随时随地，在被害人的有生之年。
被害人常发现自己不停地上网搜寻新的攻击。那些男人来找玉真以后，她被迫辞职搬家，同时不断在网上找寻新的贴文。“大概足足有两个月，我整天都在做这件事，” 她说。“那段日子，我真的好想死——我想故意跳到汽车或是火车前面自杀。” 女儿因被同事偷拍而轻生去世的一位父亲说，“每次电话铃响，她都很害怕：‘如果有人看到怎么办？’”
所有各国政府都必须履行国际法义务，包括促进性别平等以及保护人民不受暴力侵害。
- 为所有面临危险的人提供服务——包括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和协助清除和封锁相关图文资料——并要求网路平台负起责任，不得存放、扩散明知为非法的内容或借此牟利。
- 确保被害人得到司法系统帮助——透过立法确认网路性暴力的严重性及其不同形式，并允许被害人选择在刑事控告外附带金钱惩罚。确保警察和检察机关了解这种罪行造成的深层伤害，并应追究检警不当对待或不予理会被害人的责任。
- 最重要的，各国政府应当改革轻忽或者乐见网路性暴力的社会心态。侦办网路性暴力案件的一名警官告诉我们：“有个加害人跟我说，他觉得做这种事才能让他被认可是真正的男人。” 一名被害人则说，她认为有些男人喜欢非经同意的影像胜过专业制作的色情图像，“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更真实⋯⋯他们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
企业也有责任伸出援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1年通过的《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明定，“基于尊重人权的责任，工商企业应当⋯⋯避免造成或助长负面的人权影响”并且“寻求防止或减轻直接与本身营运、产品或服务有关的负面人权影响。”
若要挑战几乎存在每一个国家、为网路性暴力扇风点火的固有性别不平等，要做的不只是更多的服务或逮捕，还要拿出促进深层文化变革的各种措施，例如为所有儿童提供全面的性教育，涵盖同意、性别平等和数位公民责任。同时也必须大幅改革科技企业的内部文化——太多产品都是由男人所设计，他们没有顾及和防范这些产品被用来实施性暴力。
只要看到网际网路在我们人生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就应当了解终结对女性的粗暴态度乃是当务之急，以及我们距离抗争成功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