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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ers adjust newly installed surveillance cameras at Tiananmen Square ahead of National Day on September 28, 2005 in Beijing, China. © Photo by Guang Niu/Getty Images

中國政府利用科技加強社會控制與治理的野心已經圖窮匕現。隨著相關技術日趨成熟,以及中國政府的人權侵犯在習近平時代變本加厲,美國乃大聲疾呼抵制「科技威權主義」崛起。美國並把自己和盟邦的科技描繪為民主的替代選項。真是如此嗎?

在線上,中國政府利用國家防火牆阻止人民連結無數境外網站的做法,人盡皆知。通過強制與誘因的交互運用,中國當局迫使國內各大互聯網企業結合人力與人工智能對網上言論實行效率空前的審查。網民們再怎麼努力「翻牆」,或利用諧音、圖像等各種創意手法貼出敏感訊息,也贏不了這場實力懸殊的軍備競賽。

在線下和物理空間中,中國公安部已經花了將近二十年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建起層層疊疊、犬牙交錯的大規模監控機器,將全民納入日益嚴密的天羅地網。中國政府發給公民每人一張身分證,許多公共和私人服務都必須憑身分證號碼才能獲取。藉著這種「實名制」規定,公安機關可以收集到與身分證連結的海量個人資料,匯集成各種數據庫。在此同時,中國政府還在全國各角落裝設閉路監視器。在私營企業(部分具有國家或軍方背景)的人工智能技術協助之下,有關當局可以從公共場所的監控錄像中自動擷取有用資訊。

中國當局大規模監控系統的功能不只是在茫茫人海中鎖定特定人物,而且試圖將「非結構化數據」轉變成「結構化數據」,把雜亂無章的視覺場域轉換成類似文字檔而易於自動化分析、檢索的資料。在視覺場域,人工智能可以從實時或錄像影片中提取各種資訊,諸如人群的規模與動向、在場物體的顏色與型式、甚至某個人臉上有沒有青春痘或柳葉眉等等。藉此,以某些特徵(例如「那頂紅傘在哪裡?」)進行搜尋,甚至實時搜索,將會易如反掌。

中國公安機關固然高度依賴以監視攝影機網絡執行的視覺監控,但他們的監控系統還包含其他科技。例如國際移動用戶識別碼(IMSI)捕捉器,可以定位和追蹤所有開啟中並在特定區域接通服務的行動電話,進而自動偵測特定人員的手機和其他連結裝置上的唯一識別碼,如國際移動設備識別碼(IMEI)和媒體存取控制(MAC)位址。其他監控手段還包括大規模收集人們的語音樣本、DNA、虹膜掃描甚至步態,組合成多模態畫像。

舉例而言,戴上3D面具或許就能騙過人臉識別,但多模態大規模監控的目標是普遍、全方位、綜合性——因此幾乎無可遁逃。公安機關還會利用分析系統來發掘人際關係,偵測反常情況。以新疆為例,為了鎮壓維吾爾人,中國政府使用「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來辨別當局認為可疑的行為(例如手機突然離線),進而向警員推送應予訊問、任意拘留和起訴的對象。

許多監控科技並非中國獨有。但中國政府對本國公民進行大規模監控的深度、廣度與侵入性恐於現代史上前所未見。這樣的大規模監控在中國至今未受質疑,只因中國政府權威幾乎不存在有效制衡,公安部更是權高責輕。

其他國有工具,例如中央銀行的數字貨幣——其功能包括監視與控制人民的金融交易——不屬於公安部警務監控體系。但它們同樣帶有中國政府科技威權主義的烙印:監控人民並通過劃定紅線對人民行為進行高度制約的由上而下治理形態。

這個逐漸崛起、擴張的中國「科技圈」(technosphere)還包括其他價廉物美的科技。華為5G設備成功打進數十國市場。中國北斗導航系統在160餘國壓倒了美國GPS系統。中國企業字節跳動旗下的抖音國際版TikTok風行世界。阿里巴巴在東南亞開疆闢土,騰訊微信已成海外華人生活必需品。

儘管這些公司大多是中國私營企業,但它們很可能全都受到中國政府不同程度的壓力、審查和監控。科技系統及其社會影響在任何地方都不易研究,因為這些系統大多含有商業秘密而被企業關入黑箱。但在缺乏法治與新聞自由的中國,從這些企業獲取資訊或要求它們為侵犯人權負責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科技圈已然撐起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創新治理模式:由強人領導的科技官僚國家,在短時間內讓人民感受到現代化和進步的幻象。相對下,標榜競爭性選舉、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的民主國家看起來遲鈍、混亂、受制於利益集團,無力應付當代各種挑戰。憑藉這種科技噱頭十足的治理模式,中國共產黨可以更輕易地把民主國家描繪成落伍過時的東西。

但重要的是不要過度誇大中國科技圈的實力。中國公安機關實現大規模監控的野心經常踢到鐵板,例如在整合不同機構的資訊方面。但是,隨著中國科技圈威權主義逐漸露出猙獰面目,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有何對策?

美國政府視中國政府為其關鍵競爭對手,並將兩國間的競爭,包括科技上的,形容為價值觀之爭。舉前總統特朗普的「清潔網路」計劃為例,其目的在鼓勵其他國家和網路運營方選擇符合標準——主要是設於民主法治國家,但也包括透明的所有權結構——的企業合作,同時將中國公司逐出美國通訊網絡。美國並以人權為由禁止中國科技業者從美國獲得技術、資金和市場。拜登政府則成立了美國-歐盟貿易與技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推廣「基於尊重人權等共享民主價值的新科技」。

儘管這些方案來自政治對立日益嚴重的雙方,但確實有些共同點——那就是對價值觀的強調,「民主」和「人權」兩詞充滿在相關政策文件當中。

美國政府的說法至少存在三個缺陷。首先,表面上宣揚特定價值觀的動機,包藏了至少一部分對抗中國科技圈行動背後的現實政治和保護主義。例如,雖然TikTok確實威脅個人隱私,但美國幾乎每個人的敏感數據也可以通過商業數據仲介市場獲得。這是因為美國國會從未制定總體國家標準,對大多數企業收集、使用、購買和出售個人數據的方式加以有效限制。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想保護隱私,應該優先通過一部聯邦隱私保護法規,它的草案在2019年擁有跨黨派支持。

其次,官方論述隱含在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建造、設計的科技自然而然會更加尊重人權。事實遠非如此。

許多來自民主國家的企業從一開始就密切參與中國政府打造國家監控機器的工程。據報導,某些北美企業協助北京奠定了基本監控框架,包括國家防火牆。此後,美國企業繼續為中國的基礎監控設施提供「零組件、融資和科技訣竅」。 儘管如此,其中一些公司仍被特朗普的清潔網路計劃列為「清潔」,因為它們「拒絕使用中共的國家監控工具開展業務」。

與此同時,美國的大規模監控措施——其範圍與侵入性被前國家安全局約聘員工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讓中國國防-治安監控複合體的同行大開眼界。美國監視其盟邦與夥伴,諸如歐盟委員會或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電話,在大西洋兩岸之間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痕。民主國家(甚至親密盟邦)開發或生產的科技本質上必然安全可靠或尊重人權的想法,在歐洲未必能引起共鳴。

在美國國內,正如人權觀察所記錄,政府的大規模監控和巨量數據收集妨害了新聞自由、公眾知情權、獲得法律顧問的權利以及美國人追究政府責任的能力。同樣在美國各大城市,特別是在警察過度執法的有色人種社區,人臉識別技術日益廣泛的應用已經威脅到人們在公共場所自由走動不受政府監視的權利。

此外,某些佔主導地位的美國科技公司所依賴的商業模式與人權徹底扞格。這種商業模式以網路廣告生態系統(online advertising ecosystem)為基礎,抓取人們在網上的一言一行,再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和挖掘,盡可能提高平台的關注度和參與度,同時銷售定向廣告。這些平台靠著普遍跟蹤用戶行為、分析個人特徵來牟利,既侵犯個人隱私,又幫助演算法推送、放大分歧與煽情內容。

最後,嵌入「尊重人權等民主價值觀」就能取代民主政治有效運作所需的各種保障和監督機制的想法,帶有「科技解決主義」(techno-solutionism)的迷思,而且過分簡化了科技系統的實際運作方式。

美國政府常用的善惡對抗敘事掩蓋了自己和西方企業對人權與民主的侵害,包括對全球的影響。其他國家人民和公民社會組織的隱私所面臨的威脅,不僅來自中國企業出售的大規模監控系統,也來自無數科技業者(其中許多設立在民主國家)及其向外輸出的侵犯人權的商業模式與實踐。

美國祇有重新思考並優先重視人權,才能提出真正不同於中國科技威權主義的替代選項。

首先,美國國會應制定強而有力的聯邦數據保護法,規範企業收集、分析和共享(包括與安全和情報機構分享)個人數據的行為。該法應保護敏感的個人數據,包括生物特徵數據,並考慮禁止執法部門使用人臉識別。它還應當規範廣告商和數據仲介業者的數據應用。此外,該法應要求美國科技公司對其全球運營實施人權影響評估。美國國會也應該改革國家安全監控法,例如廢除《外國情報監視法》第702條以終止巨量數據收集。

美國應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加強國內和世界各地的出口管制體制,確保其不致助長跨國鎮壓。這項工作的重點應包括調查涉及開發與支援侵犯人權系統的中國企業。中國的監控科技圈是一門大生意,需要更多研究才能查出其中參與者的數量與相互關係,以及最關鍵的:有多少中國以外的企業與這些侵犯人權系統水乳交融(特別是以軍民兩用科技的形式)以及如何將兩者拆解。

也要做更多研究以確定美國對中國科技業者的限制是否產生預期影響,或者這些企業有辦法避免和規避這些限制。美國還應優先加強與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在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等技術標準制定機構中,將人權框架納入科技標準,尤其是互聯網治理準則。

但光靠監管不足以抑制最惡劣趨勢。美國政府應該投入資源來實驗更大膽的提議,例如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科技系統。美國非營利組織「新公共」(New Public)敦促各國政府發展「數位公共空間」——這種公有的線上空間旨在促進公共財,讓人們可以「交談、分享與連結,免於盈利誘因結構的扭曲和形塑。」台灣政府已開始和公民駭客團體「g0v台灣零時政府」(其成員唐鳳現已成為台灣數位發展部長)合作,將參與式決策程序納入政府治理。巴塞羅那的Decidim則是一個實驗性的參與式民主平台。

美國可以成為真正的領導者,在國內克制其最惡劣的科技衝動,防止其技術落入惡人之手,同時支持有利民主參與的科技發展。這才是迥異於中國政府科技威權主義的真正的替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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