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世界數百萬人都備感震驚——當他們看到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一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員用膝蓋壓制無法呼吸而求救的畫面。其中一名警員用膝蓋頂住弗洛伊德的脖子超過8分鐘，無情地結束了他的生命。
這段影片於5月底面世，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美成千上萬人死亡，尤其是黑人和棕色人種，經濟也遭受重大打擊。從2020年春季到夏季，數以百萬計公民走上街頭，不僅要求追究警方責任，而且要對美國黑人歷來遭受政策和其他種族主義社會結構的侵害進行徹底清算。
甘地曾說：「貧窮是最惡劣的暴力形式。」美國黑人淪於貧窮者遠超過其人口比例。2019年，人權觀察曾發表關於奧克拉荷馬州塔爾薩（Tulsa）市警務、種族和貧窮問題的個案研究，揭露在美國司空見慣的種族差距。我們的研究人員看到的是一座種族隔離的城市，黑人失業率是白人的兩倍，財產只有白人一半，教育不足，難以取得適足的健康食品，平均壽命也短了十年以上。同時，黑人在塔爾薩市遭受警察暴力、逮捕、拘留和搜查的機會也遠較白人更高。塔爾薩的現況源自當地種族壓迫的長久歷史，包括1921年的種族屠殺事件——白人暴民洗劫並縱火焚燬富裕的格林伍德（Greenwood）黑人社區，殺死約300名黑人，並竊取其財產。
種種歷史錯誤——從奴隸制度到吉姆・克勞（Jim Crow）將種族隔離合法化，再到最近50年監禁人數的急劇增加不成比例地以黑人和黑人社區為對象——導致美國黑人比起白人壽命較短、健康較差。他們較不容易取得權力和財富，時時必須提防警察，而警察的作為更強化既有的種族分歧。美國政府沒有認真解決這些侵害：黑人社區總是受到忽略，而非投資於衛生保健、教育和經濟發展以支持黑人與貧民社區實現其經濟社會權利；地方、各州和聯邦政府總是以更多的警察、檢控和牢獄來回應社會問題。2020年，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差距，以及弗洛伊德、泰勒（Breonna Taylor）、阿伯里（Ahmaud Arbery）及其他無數人被殺害的案件，令人無法忽視極端不平等的存在，從而促使部分地方政府考慮刪減警務預算以改善社會服務。美國社會各界也認識到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問題，大力宣揚「黑人性命寶貴」（Black lives matter）的信念。
這樣的聲明以及對結構種族主義的新認識，必須導向美國的實質變革，才不會流於象徵性的口頭懺悔。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應當超越溫和改革措施——例如美國國會在2020年審議但未通過的《警察正義法案》（Justice in Policing Act）和《正義法案》（Justice Act），重新由社區健康的角度思考公共安全。擁有適足住房、就業機會、支持性衛生服務和優質教育的社區，是安全的最佳保障。在缺少這些基本條件的社區，加強治安執法將徒勞無功。應該大量縮減警務、檢控和刑罰的經費，轉而投資於社區，直接解決由貧窮衍生的各種問題。
為奴隸制、種族隔離和持續歧視作出賠償的運動，從夏季抗爭中累積了能量。若要成功解消種族對立、打造平等社會，必須先了解過去和現在的暴力法律結構與制度——例如奴隸制與大量監禁——正是今日不平等的存在基礎，而且必須對傷害作出補償。追究警察殺人的責任，只是當務之急的一小部分。美國政府和人民必須嚴肅看待黑人在當前和歷史上承受的苦難，並作出和解。這是正義的要求，若等不到正義，2020年夏天的動盪就沒有結束之日。
美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美國人民及其領導人可以選擇走向正義與人權——有助為種族正義提供指引的框架——解除大規模監禁和壓迫式警務，同時投注資源扶持黑人與低收入社區，展開療癒和修補。或者，他們可以死守種族主義的社會結構，以表面改革為之擦脂抹粉，同時否認歷史、拒絕改革，繼續走在這條通往毀滅的道路上。